關心窮人是一種美德。然而，假如對于窮人的關心走向極端，變成對富人、對財富、對市場的仇恨，則這種激情與漠視窮人的冷酷，具有同樣可怕的后果：擴大社會的裂痕，激化社會的對立，從而使社會無法正常地運轉。

　　鑒于中國的經濟高增長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因而，有一部分富裕起來，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當然，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國，恰恰是法治不健全、權利并不平等的時代。很自然地，高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被所有人分享到。相反，有些人的境遇可能相對地、甚至絕對地變壞了。比如，本來擁有土地的農民，因為政府強制征地失去了土地，但又沒有得到充分補償。很多國有企業工人失去了工作崗位、國家福利，生活相當艱辛。

　　貧富差距，廣大弱勢群體的貧窮、不幸與痛苦，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同情。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然而，這種同情，在某些人士那里，逐漸地蛻變為一種仇恨。有人公然地主張“仇富”，比如媒體上有的文章標題就是，《窮人就應該仇富，誰叫富人敢瞧不起咱窮人》，《我想不仇富，但中國富人讓我想不仇富都難》。

　　仇富情緒也遮蔽了某些人的理智，使他們遺忘了最起碼的倫理與法律戒律。馬加爵、王斌余故意殺人的極端反社會行為，也似乎成為反抗富人剝奪的英雄行為，而得到很多人的喝彩，仿佛貧困可以讓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豁免全部責任——這是尊重窮人還是蔑視窮人？

　　富人群體，也絕非鐵板一塊。比如在浙江這個市場機制發育得最健全的地方，很多商人或許已經家產過億，但他們的財富是依*自己的企業家精神創造出來的。即使在法治最為健全的國家，他們也依然會成為富人。仿照吳敬璉先生的“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概念，可以把他們稱為“好富人”。

　　人們本來是應當歡迎好富人的，這樣的富人越多越好。因為，他們致富的過程，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而改變窮人境遇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比較健全的市場經濟之下的經濟增長。他們在積累自己財富的同時，不僅不會制造窮人，反而會讓更多的人擺脫貧困。

　　推測起來，讓那些評論家憤怒的，應當是富人中的“其他人”。首先是某些官員。在最近公布的一個案件中，一位縣委書記，家庭資產竟然達到3000萬元！而他的財富來源，只能是化公為私或權錢交易。

　　另一類富人，則通過攀附權力而獲取財富。他們或者借助權力，維持壟斷地位，從而獲取壟斷利潤；或者先用金錢收買權力，再拿權力濫用于正常的商業活動中，借助權力把不公平的交易條款強加給對方，獲取不正當的利潤。當然，他們也常常跟貪官污吏互為表里。

　　但是，即使面對壞富人鼓吹仇恨，同樣是一種扭曲的反應。歸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種反社會的情緒，哪怕是對壞富人，或者一般的壞人。沒有人鼓吹大家去仇恨盜竊犯或殺人犯，但仇恨富人卻似乎順理成章，這確實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個健全的社會不會讓仇恨成為一種集體情緒。面對壞富人層出不窮的現象，整個社會、尤其是政府需要反思——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如何改進制度，才能杜絕某些人借助權力掠奪財富的可能性，讓人們以大體平等的身份參與市場交易與合作，從而大體確保發展結果之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