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新一代“海歸”群體的身影日漸清晰，在中國近現代政壇曾經叱咤風云的老留學生群體正在進入歷史。

　　沿著時間的長河回溯，百年中國近現代史，可謂是一部“海歸”從政甚至一度是“海歸”治國的歷史。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生是1847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的容閎。學成回中國多年后，他和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共同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留學生—— “留美幼童”的美國之行。

　　1872年8月11日，大清國第一批留美幼童從上海乘船跨越太平洋，在美國舊金山登陸，然后乘坐剛剛貫通北美大陸的蒸汽火車，到達美國東部的新英格蘭，開始了計劃長達15年的留學生活。

　　民國首任總理是“留美幼童”

　　在美國新英格蘭工業重鎮的機器聲和馬克·吐溫小說的陪伴下，中國幼童學習生活了8年。未料政治氣候突變，由于懼怕留美幼童“離經叛道”，老朽的清王朝突然終止了他們的留學生活。1881年，最后一批留美幼童在外套紐扣眼里系上告別的黑白繩線，乘船離開了北美大陸。

　　晚清政壇的風云變幻改變著這批“海歸”的命運。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他們在二十世紀初期紛紛成為清廷重臣，成為中國礦業、鐵路業、電報業的先驅。他們中出現了清華大學、北洋大學最早的校長，中國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以及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

　　當第一批留美幼童尚在異國時，清王朝在1877年又派出第二批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這批學子中的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黃建勛等人在回中國后成為北洋海軍將領，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黃海海戰中壯烈殉國。

　　“日俄”留學生成清廷掘墓人

　　大門一經打開，就再也無法關上。從此，一代代留學生在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斗爭中走出國門又走入國門，成為古老王國的新鮮血液，改變著中國的歷史命運。

　　進入20世紀后，走向歷史終結的清王朝將“變革圖強”的方向又轉向一水之隔的日本。在官府的鼓勵下，官費、公費、自費留學日本走向高潮，在10年中，第三批留學群體“留日”學生總數達到空前龐大的5萬人，并從此開創了留學生的另一個派別：“日俄”派。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回到中國后，以激進浪漫的姿態開始了革命生涯。

　　發起留日潮的清王朝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胡漢民、黃興、宋教仁、蔡元培、廖仲愷等留日學生成為骨干，他們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

　　初期的中華民國完全是“海歸”主政的歷史。辛亥革命成功后孫中山組建的臨時內閣中，“海歸”在9個部的18名部長、副部長中占了15個席位。

　　值得關注的還有另一組數字：從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換了32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中分別有四成和五成為留學出身，而20年代中的24任外交部長，幾乎全為歐美的“海歸”。

　　國共兩黨要人多有留學經歷

　　從1909年開始，第四批留學生“庚款留美生”重新回到了留美幼童學習過的地方，這批留學生中的許多人成為中國的現代科學事業的奠基人和學術棟梁。

　　國民政府時期，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歸國后多服務于外交界。北京的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海歸時代》一書中寫道：1935年版《中國外交年鑒》曾記載，當時外交部86名重要職員中，留學生出身的有73人。1948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名人傳》共收錄198名國民黨軍政要人，有留學經歷的占了88位，民國時期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也多為歸國留學生擔任。

　　20世紀初至20年代的第五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群體和第六批留蘇學生群體，直接領導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支柱力量。

　　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7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歸國留學生。新中國10位元帥中有6位在外國留學或工作過；新中國第一屆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員共63人，在外國留學或工作過的有42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7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余6人均有在外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

　　鄧小平提出大量外派留學生

　　沿續近百年的留學傳統在“文革”前中斷。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留學的****、李鵬等人，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成為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人。

　　1973年，“文革”進入尾聲，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開始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批留學生，楊潔篪和龍永圖是那批幸運者中的優秀分子，前者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后者曾任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

　　1978年，改革開放拉開大幕，“總設計師”鄧小平，這位20世紀20年代留學法國和蘇聯的留學生說：“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中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

　　于是，中國進入了有史以來最為開放的時期，而最大規模的海外留學潮也由此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