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與校友水月寒比較中西、討論“中央集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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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與校友水月寒比較中西、討論“中央集權”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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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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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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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飛的主帖犯了一個錯誤：過分追求語言上的對仗，而沒有把意思表達清楚。首先，混同了“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而且，沒有把“形成的過程”交待清楚。致使水月兄有些誤解了南飛的意思。南飛以為，要說清楚“中央集權的形成”這一個大問題要分成兩部分走，先說第一部分吧。
正文：
呵呵，水月兄將中央集權的形成歸為漢武的功勞。南飛以為，雖然較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確實是在漢武的時候形成，但其趨勢早在春秋五霸時就看出苗頭了。春秋戰國時越演越烈的兼并戰爭，正是一個強大中央集權帝國形成的前奏。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又稱天下將被“不嗜殺人者定于一”，當時戰爭的頻繁和激烈程度可見一斑。
相比于西方，春秋時期的貴族有個特點：權盛必擅，否則不得好死。這是田家篡齊，三家分魯的根本原因。中國的傳統哲學一直信守“天無二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人臣不能凌越君王，下級不能超過上級；而一旦功高蓋主，就只有兩條路走：第一，操縱朝綱或取而代之這條篡權路；第二，在適當時期還政于帝。一般來說，權臣多走第一條路。從結果上來看，這個選擇也是比較明智的。因為五千年來走通第二條路的不過三人而已：伊尹，霍光，張居正。（攝政王死得莫名其妙，有宮廷政變之嫌）伊尹還政給太甲后立刻下野，不問政事。大概伊尹做個比較徹底吧，再加上當時國家還比較小，士大夫、貴族的權力與獨立性相對來說還比較強。太甲最后還給了他一個“國葬”待遇，算是千古奇遇了�；艄夂蛷埦诱拿\就不那么好，僅以身免：一個死后族滅；另一個抄家，家人或殺或流放�；实劭刹皇悄苋虤獾闹�，篡權有的時候就是出自于保命的目的。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種思想，又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甚至可以說對統一大業有不可磨滅的作用。中國出現人口壓力后，社會各個階層都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大帝國，來統一調度資源，管理民眾。這促使大家都拼命發動兼并戰爭、擴大本國的領域面積，最后完成統一。
西方的情況正好相反，直到火器革命，國王長期都沒有實權；王朝之間的戰爭很大程度上和大封建主的利益息息相關，而不是國家利益。國王在很多時候只能算一個精神領袖，他的實力甚至不及某一個強大的公爵。13世紀英國貴族向國王情愿的最后會議上，支持英王的騎士只有三個。但這并不妨礙英王繼續坐在國王寶座上，貴族們的要求只是國王簽署《大憲章》而已。正因為國王手上的權力不大，誰當權對貴族們的利益產生不了根本上的影響，所以西方的騎士道德體系才能發展到讓王權具有了神圣性，才能產生深嚴的等級制度：權力再大的臣子，也只能做一輩子臣子。這也使得中世紀的長子繼承制度非常嚴格、徹底——其余諸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當一個騎士——這也是十字軍東征的一個主要內在因素。
所以中世紀西方的戰爭往往不求占領多少土地，打仗打到一定程度就開始談判了。而且，他們發動戰爭的目的，或者說理由吧，簡直是五花八門什么都有——事實上有些理由很無聊。因為再大的土地也要分封下去，主帥自己其實得不了多少；而且歐洲的民族差別已經很大了，即使占領了也很難治理，還要隨時準備平叛和迎敵。所以對于中世紀的騎士們來說，戰爭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決不是什么關系到國家、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英法百年戰爭就是這樣耗了一百年，其間英法兩國的戰術毫無進展：一個就只有守舊一個詞可以概括，另一個只能用蠻干兩個字來形容。這些在“兵不厭詐”、具有明確戰爭目的的東方來說，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水月兄提高到的“推恩令”，確實是漢武的一大創舉。（ps：但僅僅解決了一朝的問題。東漢末年和西晉同樣爆發了大規模的諸侯混戰。真正完成瓦解了地方勢力，形成徹底中央集權的改革還是科舉制度的興起。呵呵，這即是第二部分，有空南飛新開一帖討論）中世紀和文藝復興那么多年，西方有沒有人想到改革封建制度呢？當然有，而且很多，幾乎每一個學者都會提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但是，實際上沒有任何人的改革計劃觸動了歐洲的封建制度。直到法國大革命的怒火摧毀了巴士底獄，直到拿破侖這個劃時代的偉人出現，歐洲才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貴族勢力千年來盤結的龐大根基。
但是，正如水月兄看到的，舊勢力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秦始皇的大手筆其實已經讓中國的制度提前千年達到宋朝的程度，但是秦王朝很快就灰飛煙滅了。拿破侖也一樣。歐洲經過大航海時代的漫長過渡，實際上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調和了封建制度和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緩和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
有著優良地方傳統英國經過亨利八世、伊麗莎白女皇以及詹姆士一世這些英武君王的領導，中央的勢力相比13世紀已經加強了太多，《大憲章》的約束實際上已經形同虛設；而查理一世一上臺就開始緊鑼密鼓的醞釀大改革。地方權益受到嚴重威脅�，F在來看，教科書所謂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傳統與潮流之爭，是中央與地方之爭；而不是什么封建與資本主義之爭，更談不上有多少階級矛盾的成分。階級矛盾一千多年來都是有的，只不過在這個時候被引導出來用來改朝換代。當時國王和所謂“新貴族”都相當商業化了，誰是資產階級？光看標簽往往得不出正解。
從戰爭的結果來看，是地方戰勝了中央；是傳統擊敗了潮流——換句話來說，是“落后”戰勝了“先進”。習慣的力量不可謂不大。然而，中央集權的潮流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地方勢力終于也吐出一部分權益，和中央達成妥協。這就是《權力法案》的出臺。相比《大憲章》來說，這個法案要合理的多，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達到了一個平衡點。而制造出這個平衡點的，正是英國議會——上院和下院——至今如此。
歐洲議會制度的形成與完善正是地方獨立性和中央集權不斷融合的產物，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這不是千年來習慣中央集權的國家搬的來得；倉促間搬來的，自然也只能是“橡皮圖章”。
社會基礎是如此的重要，中國的問題只能用中國式辦法、順著中國的古老傳統來解決。而這，正是歷史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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